甲：自清末以来，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撞，可说已是一个“百年话题”了。但我困惑的是，该如何理解它们之间一目了然甚至截然相反的差异？它们的关系是对立性的还是互补性的？两者接触的结果到底是“胜负终判”还是“殊途同归”？
乙：你提出了一个许多学者专家都无法给出（令你）满意答案的大问题。否则你也不会“指望”和我“探讨”了。因此，鉴于你对我的这种“没来由”信任，我将尽力作出回应。首先，我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性质及其彼此的关系，就像一春一秋。东方是春，西方是秋。
甲：这种概括性比喻未免太不“科学”了吧？
乙：不尽然。春天、秋天不都是事实吗？而科学，无非是了解（发现）和描述（还原）事实而已。何况比喻往往有助于理解。
甲：那么，请问春天或秋天，与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乙：反问一句，孔子为何将自己的著作称为《春秋》？
甲：那是一本历史著作。
乙：那么，历史与春、秋又有什么关系？
甲：它们是有关的。因为历史是时间性事件。
乙：文化难道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吗？而孔子的《春秋》，就是历史“认定”的文化经典。你还不至于认为，孔子以“春秋”命名自己最得意的著作，是闹着玩的吧？
甲：当然。但我还是觉得，用“春”、“秋”定义文化的特性，很不科学。
乙：这不奇怪。因为你我的视角不同，思路有异。但你能否指出，以往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，又有哪些是与“自然”完全无关的？春天与秋天的天象不同，气象不同，物象不同，人的感受、生活内容也不同，而且每一年的“春秋”都有变化差异，这些难道对文化的形成都不发生影响和作用？我们通常说的“时代”，不正是“四时”“代替”（轮替）的简称吗？事实上，“自然”对人类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，具有 “陶冶”、“塑造”的决定性作用，而所谓文化，乃是人类上述观念的社会化过程及结果。每一种“自然现象”，都或迟或早会引起人类的反应，从而“显在”或“隐在”地导致其文化的产生、发展、改变与衰亡。在古代，一颗彗星的出现，也许就会触发一次社会变革，而在今天，仅是森林减少和水污染，就足以促使环保意识的广泛提升，改变现代文明的方向。因此，“春秋”不仅与文化大有关系，而且用它来说明文化，也许更能把握文化的实质，更少“失真”。
甲：你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我还是难以理解这种“微言大义”。
乙：其实，只要你能细致地区分春天与秋天的现象及事物特征，并清楚其在中国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象征含义，则不会有什么费解之处了。遗憾的是，前者所要求的感觉和后者所必需的常识，现代人都很缺乏。
甲：且慢，照你这么说，除了“春/秋”，就没有其他更好的说法了？
乙：当然不是。比如说，你也可以用“晨/昏”、“月/日”、“草木/金石”、“圆规/曲尺”、“游鱼/走兽”、“流水/火焰”等词组来标示两者的差异。
甲：喂，老兄，你这是换汤不换药。就不能不用这种形象性比喻，而改用抽象概念来表达吗？
乙：这有何难，简单替换而已。我也可以说，它们一主开始；一主终结，一主生，一主死；一主阴柔，一主阳刚；一主仁，一主义；一主情，一主理；一主循环，一主进化；一主成长，一主创造……但问题不在这里，不是形象抑或抽象，比喻抑或概念的表达问题，而是我们的对话本身，恰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。即：我们彼此的思维模式恰好一东一西，形成 “错位”，这导致了所谓“对立”的出现，从而使整个对话变得困难。
甲：你是说，你我的思维模式或逻辑起点完全不同，而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所在？能不能说具体点？
乙：你发现没有，“说法”其实只是“看法”的表达。当我坚持用形象性（准确地说，是象征性或隐喻性）的“说法”时，我就是在坚持自己的“看法”。而这个“看法”，就是“典型”的中国式“看法”（整体的，相对的，循环的）。从用什么法（内在逻辑）“看”（观察），到用什么法（概念语言）“说”（表达），似乎是一个个体的思维和心理活动过程，其实，更是一个文化决定过程（个体的思维模式早已通过教育被其传统文化定型），有其内在的演绎逻辑及外在输出形式。而这个内化了的文化逻辑的差异，最能说明所谓文化（文化形式）差异的形成。如果你对这种内在文化逻辑的差异越敏感，越具辨析力，则你便越能把握不同文化的特征。因为，归根到底，是对世界和人生的“看法”、“想法”、“说法”以至“做法”的不同，造就了千差万别的文化面貌及其标识。可以说，在古代中国，多数人都是像我这样“看”这样“想”的；而在当代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像你这样“看”这样“想”的。表现出来，就是你我世界观人生观——从观点到观念的种种差异。要知道，我们已“西化”（被西方文化同化）了超过一百年。那种以“春秋”看世界的方法，已被国人彻底否弃和遗忘了。取而代之的是——所有的西方“看法”、“说法”与“做法”。而白话文（现代汉语）的产生，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——我们整个文化的系统符码都被更换了。所以，我们此刻的对话方式，所用的语言，已是“西式”的了。
甲：这挺好的。有什么不对吗？
乙：好不好、对不对是价值判断，我不想纠缠其中，我不过指出一个事实而已。而这恰恰是我认为的“科学态度”。
甲：那你就别再坚持什么“春秋”了，换换“西式”的术语来描述，这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的对话交流。
乙：很抱歉。我认为对话的关键就在于——换位思考，由此进入对方的思维逻辑，而不是“逼”对方“就范”（认同自己的观点、逻辑）。如此，对话才是有意义和具启发性的。
甲：呵呵，一不留神我还“话语霸权”了。当然，你知道我的原意不是这个。
乙：当然。但我还是坚持认为，用“春/秋”来概括东西方文化的特性及其关系，也许会更“科学”些。因为我使用“春/秋”这样一组名词，是具象而抽象的，即它将诉诸你的直觉（通感），既可以使你立刻联想到与之相应的“自然现象”及“人类活动”，同时又可以进一步察知到，这些现象与活动，是在某个“自然时段”（岁月与季节）中发生的一个富有节律的的互动过程；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在“自然”中的“随时而作”，造就了洋洋大观的人类历史—“人文”。因此，通过“春/秋”一词，文化的成因、机制、特征、内涵、核心精神等等，便在一种浑然的感知中得到整体的把握，并得以由此将纷繁变化的种种文化现象，加以辨析和归纳，从而获取准确、具体和细致的知识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由整体到局部的认知方法，一个由直觉到分析的认知路径，一种由心（意识）到脑（思维）的认知过程。显然，这样的一个“看法”，我认为是胜过单纯以“分析”为基础的所有西方“科学”（其实是学科）“看法”的。并且，由于它具有直观性，则使之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与接受（更通俗易懂）。“先知讲道，往往采用比喻”；“真理总是简单的。”（大道至简）——说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甲：嗯。我有点明白了。接下来，能否谈谈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方面？
乙：先说哪方面呢？
甲：就先说宗教吧。因为除了神话，宗教往往就是一种文化的“母本”。
乙：好。不过先声明一点，由于对宗教的定义并无一个公认的标准，故我们只讨论那些被我们认定的宗教，好吗？
甲：同意。我来划个范围吧。即我心目中的宗教有这么几个：基督教（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），伊斯兰教、佛教和道教。
乙：就讨论它们吧。问题是，你认为其中哪些宗教属于东方文化，哪些宗教属于西方文化？
甲：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属西方，佛教、道教属东方。
乙：我想“修正”一下，即我认为佛教应属西方宗教，而非东方宗教。理由是：产生佛教的印度虽被西方人列为“东方国度”，而在中国人的眼中，它（天竺）却一直属于“西方”；唐僧到印度取经，被看作去“西天”取经。小说《西游记》记载的就是这段故事。
甲：可见“立场”不同，观点则可能截然相反。得，我也“入乡随俗”一次。照这么说，东西方宗教是一比三了。
乙：其实，我把佛教列入西方宗教，并不单纯出自“地理学”原因，也不是从民族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学方面简单作此划分的；而是就其本质特征及义理而言。而道教，以我的标准，则很难算作宗教。但如以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，为便于讨论比较，姑且就算它是吧。
甲：等等，你的宗教标准是什么？
乙：我的标准是将宗教看作一种“根本性的教育”，如此，则中国的“儒教”更接近宗教。当然，这是泛宗教定义。而按通行的“宗教”定义，则道教勉强可以算是东方宗教之一。其他类似的还有日本的神道教，中亚的萨满教等。
甲：明白了。接着说佛教为何是西方宗教而非东方宗教。佛教在中国和整个亚洲不是一直占据主流吗？
乙：虽然佛教在中国取得了近两千年的成功，并几经演变，融合了许多中国之“道”，但其核心教义，却具有与西方宗教高度一致的地方。
甲：试为论之。
乙：首先，佛教与其它西方宗教一样，强调对人的超越，对尘世生命及其生活的超越，因此充满浓厚的否世、弃世及出世色彩。甚至到了“反上帝”的尼采，也还在鼓吹“超人”，只不过是以反传统的姿态，再次延续了西方的文化精神而已。而表面看，道教似乎也鼓励人超凡升仙，但“仙”与“佛”，显然大异其趣。仙字从人从山（古文从人从迁），更像一种过着幸福生活、具有自由穿越时空能力的“外星人”，是灵与肉（形与神）统一和谐，福（创造力）、禄（领导力）、寿（生命力）三位一体的高级生命。而佛则不同，佛字本身就“不是人”（弗人），它的俗谛是“觉悟者”，圣谛则是“纯意识”（近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），所以更像是真理（智慧）的一个“临时化身”。故佛教明确指向“灵在”，否弃“身在”，以超越生死轮回（六道）为最终目标，含有强烈的“苦行”与“归零”（涅磐、空寂）意味。
甲：有意思。请继续。
乙：其次，佛教与西方宗教一样，对“人”基本持否定态度。基督教认为“人”的本质是“罪”，佛教则认为是“苦”。总之都是一种“堕落而不幸的生命”。而道教不同。从其经典、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中，我们自始至终没有看到一句直接否定人、否定生命本身的话。尽管老子知道，人有罪也有苦，还很无知（迷误），但他并没据此给人“定性”。而与此同时，他也没有直接肯定人，说人是善的、美的、可爱的或聪明的。他只强调，人与天地万物一样，都在“自然”中，都离不开“道”，并从“道”中各有所得（“德”）。而这个“德”，就是它的“性”，也是它的“命”。当然，他说的“自然”，并非我们所说的“自然界”；他说的“道”，也并非我们所谓的“客观规律”。因此，从汉代以后，道教的最终目标逐渐从 “成仙”调整为“全真”——做个完整而不“异化”的真正的人。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核心——完全彻底（究竟）的“人道主义”。“儒教”之所以“满口仁义道德”，强调人本人伦，其根源亦在此。如此，孔子拜老子为师的“故事”，便既是一个佐证，更是一个象征。
甲：听你这样说，老子对人的态度是不偏不倚，很中性的，是吗？
乙：不错。这也是中国文化（东方文化）的特质。其实，“中”这个字应该像山东人那样读（第二声），首先是一个肯定语（类似现代汉语的“就这样”），同时，也如其字形所揭示的那样，表示一个不二非一的完整状态。仔细看，“中”字确实是一、二、三三位（部分）一体的，而这正是万物（生命）的原始结构（三生万物）。因此，人作为万物之一，自然也就是“中”的。但西方的“看法”则是二元的，它将人和万物都看成是由灵/肉（形/神）两个截然相反性质的部分组成，且彼此对立矛盾，高低判然（灵高肉低），故有所谓的“形而上”和“形而下”，唯独就没有“形而中”。因此，它的文化也必然呈现出执着一端、非此即彼的性质，其建构充满冲突和斗争。与此同时，它的文化渴求（动力）与理想，却是“大同”、“统一”（从理想国到乌托邦到共产主义），与其现象（分化——争取独立、自由）恰恰相反。而这个所谓的“辩证”过程，在老子看来，恰恰是人的“迷误”经历，它只是反复地反证了，当人 “不中”（也是不忠、不衷——不忠实于自己的“自然”性命，不由衷的思、言、行）时候，“罪“与“苦”就是人不可避免的“实存”。由此观之，佛教与基督教对人的“定性”，也就很好理解了。它们针对的，是已丧失了自然本性、所谓“异化”了的“伪人”（病人），其所施行的“教法”，就是“对症下药”的治疗。但这样做也是很“冒险”的，因为久而久之， “病人”会错将“病因”和“病症”当作“本性”（正如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结论都来自精神病患），而这时剩下的，只会是在对“药物”的深深依赖中不可自拔。于是“健康”的恢复，也就更加遥遥无期……
甲：停，停。一点就被你扯出这么多。回到主题，回到主题。
乙：好。只补充一句：人的这种陷于思维二元逻辑的“迷误”，在老子看来，也是“自然的”。
甲：什么？这也是“自然”的？
乙：这里的“自然”，主要是“必然”的意思。直译就是：自己使自己成为这样。
甲：喂，越说越“离谱”了。人的“迷误”是自己造成的，而且是必然的？你这样说有何根据？
乙：我的根据是老子的“看法”。至于他老人家的根据，那你要去问他。我只能“如其所述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，“迷误”（你也可用“堕落”一词）正是人的“必然命运”之一段。
甲：为什么是必然？我认为是偶然，就像“感冒”一样。
乙：我还是说回老子吧。听完后，你再辩驳也不迟。老子认为，“道”（原始法则与程序）是先于宇宙存在的，宇宙（时空、世界）是依照“道”的规定生成确立的，那么，存在于宇宙中的万物（包括人），大到日月星辰，小至花草虫蚁，便一定也是各循其道而行（有道）并呈现其特征形象的（有德）。它一定是这样的——“必然”。而同时这也就是“命运”——万物必有周期性的生长衰亡过程。至于是什么确立了这个囊括一切的“道”，老子说：“自然”。因此，“自然”在这里是最抽象的一个词，比你所知的任何一个都要抽象，也无法用任何数字符号加以表达。人的“迷误”也好，“堕落”也好，“异化”也好，都是人的“命运”之组成部分；而根据老子的逻辑，即“道”的逻辑，既然是“命运”，就是“必然”的。正像人在“神话时代”，曾经是没迷误也不堕落的（《圣经》说人当时与神同在，住在天堂），既无罪也不苦，那也是他的命运。也是必然的。
甲：神话不可靠，不是历史，不能拿来说事。
乙：你只是在你宣称的“不信”——不信“宿命因果”而已。而信“宿命因果”，恰恰是各个宗教的共同教义。算了，不辩这个。总之，在我看来，中国文化的“灵魂”（义理核心），就是四个字——“道德自然”。所以，真正的宗教，在我看来都是“道教”（教之于“道”）。以此观之，西方的三大宗教——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和佛教，未免都有“刻意”而不够“自然”之处。而中国的“道教”，也有明显的欠缺。
甲：套用老子的一句话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——这是什么教都难免的，因为要“方便”，要“通俗”，要“治病”（凡药都有副作用）。而且，照中国式的说法，它们的“偏差”，也是必然的，也是早就被“大道”所规定了的“小道”（殊途），不如此，反而不成其道了。
乙：是的。你看，你已懂得运用“中国式思维”了。回头再来看佛教的“超越生死轮回”，也就很好理解了。按“道”的看法，这是“妄作”。不是说这种“超越”不可能（那叫徒劳），而是说，即使“超越”了，也只不过是脱离一个了“小轮子”，而进入了一个更大的“轮子”，在里面继续“轮回”（运转）。因为“道”是“环环相套”的（如“中国盒子”）。尤其关键的是，不管是“超升”还是“堕落”（掉倒更小的“轮子”里），都是注定的——谁上谁下、何时上何时下，皆是必然。太过努力“精进”，只能适得其反，因为你已违背了你的“命运”，你的“道德自然”，而其“报应”就是不尽的自食苦果、自作孽障，自残性命——欲火焚身。
甲：怪不得有句俗话叫：地狱门前僧道多。也难怪老子教人“清静无为”了。
乙：嗯。你只须自在，等天堂开门。
甲：哇，这也未免太容易了吧。人可以什么都不做就等着“天上掉馅饼”？我不相信，觉得太不“托底”了，很难“落实”。从小到大，我受的教育（包括宗教），都要求人“积极向上”，而现实也是如此——“不做没得吃”。
甲：这就是你的“道德自然”——“倒得自燃”。我也没办法。你会信什么不信什么，都是你的“必然”，与我无关。我只知道，作为人，在大地这个母体上过人的生活是必然与合适的，你我只要都在“生活”，就是合乎“道德”的，而不论你想做什么和做了什么。在更大的存在看来，你的所作所为也许真的是微不足道的。试想，当你看到一群蚂蚁“努力工作”时，你是否会觉得它们的“作为”很微不足道？因为你知道，只要你一只脚踩到蚁窝上面，它们的“工作”、“建设”、“社会”乃至“生存”，都将在一瞬间荡然无存。如果它们会像人那样思考从而能“自由选择”的话，则它们将会放弃这“徒劳”的努力。幸亏它们不会。因为它们无法“超越”其“道”。同理，你也无法“超越”“人道”。你只能是人，过人的生活，不管人的生活看起来与蚂蚁的生活有多么巨大的差别。的确，表面你似乎能“决定”蚂蚁的存亡，但事实上，蚂蚁的生死与你无关，它们与你一样“道德自然”。它们的“卑微”生活绝不是你 “自大”和“滥用能力”（比如踩它）的理由。
甲：好。你已将“东方文化”之“道”说得够清楚了。但我一直有个感觉，就是这种中国式的“自然世界观”，到了今天，已经相当“过时”了，再也难以被全世界人民（包括中国人民）所接受。
乙：好！够敏锐。你的感觉没错。的确，“自然之道”是与所谓农业（乡村）文明时代相应的世界观，在此文明周期内无疑是“适时”的。也可以说，正是一直坚持这样的世界观，中国文明才达到了农业文明的顶峰并有如此超长的“寿命”。而随着近代“西方文明”的入侵，清朝的覆灭，以及国共两朝百年的现代化（西化）过程，它也就自然“形神俱亡”了。一个崭新的工商业（都市）文明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已将其全面取代。
甲：我记得董仲舒有一句话，叫做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。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，现在的“天”，已经完全变了，所以“道”也就跟着变了？
乙：在中国古语境中，“天”即“时”（岁时节令），它指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——“观象授时”——观察天象以制历授时，即观“天文”而定“人文”。这里的“人文”，是指人的生活法则与方式（即“人道”），而其中的第一要务就是“立法”，而立法的首要就是“授时”——制定“历法”。因为在古人看来，有了“历法”（时间安排），人的一切作息活动才能有序有节、有理有利地展开。因此，老董那句话的意思是：（天）时不变，（人）道就不变。反之，则时变道就变。而你发现没有，从近代到当代，“立法”的第一要务则是“立宪”。如果说古代的“授时”，是以“天”定“人”，采取的是“自然法”优先法则；那么，现代的“立宪”，则是以“人”定“天”，采取“人文法”优先的法则。整个程序刚好倒了过来。此外，别小看我们现在上班的“朝九晚五”制度，它也就是都市文明的“授时”，其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乃至“天文地理”的影响，虽然“潜在”，却很深广。
甲：你是说，过去是“天定胜人”，现在是“人定胜天”？
乙：差不多吧。再举个例子。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差别，也许所有人都忽略了，那就是它们所采取的“历法”不同。中国（大陆）采用的是“公元”（西元）纪年，民国（台湾）采用的是“国号”纪年（中国传统纪年法之一）。而这一“授时”的不同，反映的正是国共两朝的文化差异。一个是偏于“守旧”的，一个是偏于“维新”的。所以后来中国大陆有“文革”，而民国台湾有“文复”（中国文化复兴运动）。
甲：有意思。怪不得感觉民国的“中国文化”味要比中国浓很多。到现在台湾的书籍还是竖排版，用繁体字。还有，经你这样一说，我也发现，国共两党其实一个以日（东方）为师，一个以俄（西方）为师，也是很有趣的现象。
乙：总体民国以降，中国就走上“全盘西化”的道路。就此而言，孙文（中山）真的是开路先锋，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（包括国共两朝）“国父”。国民党由于前身为江湖帮会，又以留日派为主，所以虽先启端绪，实际上却一摇三摆，进退维艰，且兼内外受制，而这才有了共产党的“后来居上”。就此百年及当代趋势而言，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已有相对答案：即东西方文化对撞的结果是：西“胜”东“负”。即使所谓的融合，也是在此前提下的“同化”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“殊途同归”。
甲：……如果你说的是，那真叫绝望。
乙：那是你生为中国人。虽然你的思维早就“西化”了，价值取向也基本“西化”了，但基因与血液里，却依然有着深厚的“中国情结”。就是这点点东西，让你“难过”。但若真要你选择，我敢肯定，你一定不想回到古代，过那种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生活（就像现在为数还甚多的“山民”那样），更不想有个“皇上”来“顺天敬时”地统治你，哪怕他是圣人。深深的矛盾，而今正撕裂着每一个年过三十的中国人。但时不可逆，逝者如斯夫——“天堂也终将过去”。我们还是面向未来吧，尽管前途未卜……

2003年始于乐昌，2008年终于广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