狄更斯说：“倘若世上没有坏人，也就不会有好的律师。”然而律师却因此一度被世人认为是罪恶的辩护者，苦大仇深的魔鬼代言人。律师的善辩是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，其对于法律的运用是不同于法官的另一种诉讼文化体现，在合乎法律范畴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为过。假想一下，如果选任律师仅凭不为嫌疑人辩护或严惩罪犯的道德为标扛，那么，将会有多少如陕西麻旦旦案般的荒唐判决，将会有多少如湖北佘祥林般的屈冤受害者？也许时间能还冤案以清白，也许“正义从来不会缺席，只会迟到。”但迟来的正义也已经不再是正义了。在律师的职业道德中，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前，皆应被视为无辜。因而，这也是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的道德动力。任何人即使在其罪大恶极之时都享有最基本的人权，没有了律师，相等于失去了寻求基本救济的声音。理论和事实如是，价值上的追求尤然，社会的文明表现在其对于人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度，更在于对罪犯基本权利的包容程度。一味以片面的道德规范要求律师，漠视罪犯的正当权利，无异于阻碍人类文明进程，重返“乱世用重典”的血腥年代。律师的职业道德，更多是坚持为法律代言，而非以主观善恶为主导，这种善辩者的坚持，与道德无关。

中国古代兵书就有“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”的记载。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这五德被中国古代兵家称为将之德。仔细阅之，这军人职业五德之于普通人尚德的标准并无多大区别，这样的职业道德并非“令行禁止”的兵人的真实写照和真正追求。

之于法律人，这个社会正义捍卫者的称谓，也同样并不是一两行仁信礼智便能概括。基本道德是为人的起码要求，并不能代替法律人的职业道德，更不能成为选任法律人的终极标杆。“道德至上”的任人模式在这个角度上是应该接受理性的道德纠偏的。法治的追求，亦在于对执法者的要求。作为法律人，理应有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基本道德；然而，法律人的职业道德，更在于对法律的尊重和维护，在于理性的自身定位和明晰权责。这种追求，应无关道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