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4年10月10日，一排乱枪在广州太平路猝然响起。随着十几个游行示威者的横尸街头，一场史无前例的商人暴动开始了。此前，由于广东国民政府和驻防各军的“上下交征”，广州早已民怨沸腾，罢市、工潮频频发生；而住在西关的那些有钱人，更因“扣械”一事满怀愤懑，除了发动全省罢市以示抗议外，还决意用武力与政府一较雌雄。于是，官方组织的国庆游行，便成了一根导火索，触发了广州富人们千古难逢的一次 “叛乱”。

然而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政府立即就回赠了一份更为血腥的 “礼物”：15日凌晨4时，政府军以李福林的“福军”为主力，凿墙穿屋，洪水般攻入广州商团武装分头把守的西关，随之大肆焚掠。当枪声、爆炸声渐渐稀落之后，人们发现，整个广州最繁荣的地区，已是一片焦土。一出商人造反的另类戏剧就这样昙花一现，伴随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的灾难而落幕。而它的导演兼主角之一，便是陈廉伯。

个子矮小的陈廉伯是当时的广州商界“老大”，一身兼任广州商会会长和广州商团团长二职。他出身豪族，祖父是大名鼎鼎的陈启沅——广东近代最早的实业巨子、大资本家，中国机器繅丝业之父。陈16岁便到沙面的汇丰银行“搵食”，且很快当上买办。其后，他又接手祖父庞大的家族生意，并通过联络、操纵同行，几乎垄断了广东的生丝出口。由此起家，陈在1909至1920十来年间捞取了巨额财富，同时靠大把撒钱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，博得了“肯出钱，敢做事”（包括公益善事）的声誉，并奠定了在广州商界呼风唤雨、一言九鼎的地位。

但陈廉伯不会满足于此。他是个从小就有“抱负”、并自认老谋深算的人；虽然这时其势力已不容小觑，但在他看来，范围还远远不够，而且随时仍有可能被侵夺或丧失。长期的“乱世”经历和投机生涯使他确信，要保证生意和利益的绵延不断，绝不能没有政治权力的庇护。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“有枪就是草头王”无疑是一条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铁理。因此，还在宣统年间，陈便动议创建商人武装。而自从1919年8月当上商团团长后，他便坚决落实自己的想法，甩开膀子大干，将原有的商团武装加以扩充，并和佛山、顺德、九江、乐从、江门等地的商团组成联团，互以专线电话联络，互派队伍巡逻，约定一方有事，四方驰援，俨然握有一个独立王国。表面看，陈这样做已逾越了一个商人的“本分”，而且相当危险；但他原本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，只要能把生意进行到底，哪怕触犯“天条”，也不惜孤注一掷。

1924年，完成联俄、联共的国民党准备再次北伐，以武力统一中国，但严峻的财政困境使这一计划举步维艰。迫不得已，孙中山只好命政府广辟税源，四处征收，乃至向每个商人强借5—500元。这一来，本已极度紧张的官商、军民关系顿形恶化，而对“共产”的担忧与恐惧，更如野火一般，在原就萧条的市面上蔓延开来。

这时候，陈廉伯“当仁不让”地跳了出来。在他主持下，广东各埠商民代表300多人，于5月27日在广州西瓜园商团总会所召开会议，议决成立联防总机关，以陈为全省商团联防总长，佛山富豪陈恭受为副总长，负责一切“应急”事务。会后，陈廉伯立即采取行动：加速通过英资汇丰银行走私预订军火的进程。

8月10日，由“哈佛号”货轮运抵广州的这批走私军火共计9841支枪、337万多发子弹被政府全部扣押，并由蒋介石启运黄埔军校。商团随之发起请愿，要求归还。对抗立即升级并公开化。政府旋下令通缉陈廉伯，查封其住宅。8月20日，广州商团突然宣布西关戒严；次日，商团联防总部在佛山下令实行全省总罢市。几天后，躲避风头的陈廉伯从香港回来重掌大局，荷枪实弹的商团军随之布满广州街头，形势一触即发。尽管此后政府曾一度让步，退还部分所扣枪械，但陈廉伯认定自己要做“中国的华盛顿”，遂再度下令全市总罢市，直到酿就国庆血案。至此，对峙双方的最后摊牌已不可避免，而陈亦在劫难逃。

事后，陈廉伯亡命香港，一边继续其买办生涯，一边继续金融炒卖兼做生意，同时也继续到处捐款充“善人”，还努力想当太平绅士。1941年，日军占领香港，陈即与“鬼子”密切合作，发了不少国难财。抗战胜利前夕，他带着二妾三儿逃往澳门，途中因所乘轮船为美机炸沉（一说为触雷沉没）而溺毙。相信至死，陈所念念不忘的，仍是那道信行终生的六字魔咒：“生意高于一切”。

附录：

1 第三罪人

“商团叛乱”给广州历史留下了黑暗的一页，陈廉伯也因此成为“广东的第三个罪人”（孙中山语）。但追溯事实，结果却令人深思。

首先，商团事件是不是一场 “叛乱”，本身就值得存疑；因为“叛乱”总是一种官方的钦定说法，就像“造反”一样。不管谁对抗政府并造成动乱，都会被如此判决。但从事件的另一方即商团的角度看，它也许恰恰相反，是一次维护自己权益的“自卫反击”。在广州这样一个具有以商兴埠的悠久传统的城市，“商业意识”无疑就是其社会的主流意识，而商人也自然成为其市民社会的主要利益代言人。因此，在整个商团事件的来龙去脉和陈廉伯的所作所为之间，有一种逻辑的必然，或者说，它们皆为一条内在逻辑所主宰，这就是：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就是不能没有生意做。而任何动摇、瓦解、威胁、破坏这条逻辑的人和事，都将遭到以其为信仰的商人的本能抗拒。商人是什么都可以出卖和背叛的，但就是不会背叛自己，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。而陈廉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如假包换的商人。

其次，孙中山之所以说陈廉伯是“广东的第三个罪人”，是以将自己列为“第一罪人”（第二罪人是魏邦平，曾任广州卫戍司令，陈之好友）为前提的，虽然这也许是一时气话，但我们细味其语，纵观其行，便不觉太过意外。因为当孙吼道“我就开炮炸平西关”的时候，他已不仅对陈廉伯之流及其为之“主导”的广州痛恨和失望到了极点，而且也深知必须独自咽下“糜烂地方是我”的苦果。事后看，商团事件对孙中山的打击堪称致命，而这也是导致他翌年决意北上和谈而最终客死北京的一个潜在原因。因此，陈廉伯岂止是“第三罪人”，简直就是民国和革命的头号死敌。在成为“丧家之犬”之前，陈廉伯一直在做着由富入贵并以富敌贵的黄粱美梦，但他想借商团“搞事”而忝居“中国华盛顿”的如意算盘，却还来不及拨响，就被彻底打碎了。

2 马脸买办

在商团事件的前前后后，英国人曾或明或暗地帮了陈廉伯的不少忙，这和陈廉伯的“买办”身份不无关系。还在十三、四岁的时候，陈的祖父就“高瞻远瞩”地让他学习英文，以为其日后的“发展”铺平道路。与“洋人”的多年交道使陈的祖父深知投靠洋人的重要性，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国，当买办的确是一条发财捷径；故陈年纪轻轻就去汇丰银行做事，无疑是其祖父的精心安排。后来，陈在“买办”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十年，可谓既捞足了左右逢源的好处，又过足了投机取巧的瘾。

由于人矮脸长，陈得了个“马脸买办”的绰号，但这家伙确实是个干买办的料（他后来还做过多家欧美商行代理），而且还是炒钱高手。有一回，张发奎联合汪精卫回师攻打广州，陈从宋子文的机要秘书那里事先得到消息，乃将手头的广东毫券大量抛出；而在得知张发奎即将溃退的最后关头，又立即从市场上大量补进，结果跟着他的人亏得很惨，他却反赚了一大笔。他时常对属下说：“正当商人决不买空卖空，我一生从来不做投机事业”。但话音未落，转头便去打“再抛二三十万”的电话，还夹杂英语，以为别人听不懂。尽管陈对其利用 “买办” 之便大肆炒金的高明手段很是得意，且几乎每回都十拿九稳，但偶尔也有“仆街”的时候，有一次甚至弄到破产而吞鸦片自杀。陈还曾在广州组织交易所，并自任总经理，但不久也关门大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