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个世纪初的广州人，对梁培基生产的疟疾良药“发冷丸”都会有深刻印象。而这里面就有潘达微的一份功劳。正是得力于他精心策划的美术广告，“发冷丸”才一时有口皆碑。按照潘达微的看法，艺术就应像一粒粒“发冷丸”，起到让一个时常“打摆子”的民族摆脱痼疾、恢复生计的作用。

3 平民•女子•故人

潘达微生为贵族，死为平民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或许是一种遗憾。但我确信，他是如愿以偿，死得其所了。大凡先知、义士、达人、革命者，其命运大概如是。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，那种众生平等的视野和博爱，其实是另一种“遗传基因”，它得自更高的存在。在潘达微眼里，“平民”就是“苦大愚深”的别称，对他们，它除了悲悯，更多的却是服务，也只有服务。所以，他才涉足了那么多的“事业”——从革命、教育、医疗、舆论、艺术、实业，直到“慈善公益”。明知艰难，尽管苦痛，却不弃不悔。

而对“人权剥落，侪于非人”的中国女子，潘达微更寄予了无尽的同情。与那个时代其他的思想启蒙者(如陈独秀、鲁迅、周作人等)一样，他首先通过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实现对“人”的关注。为此，他亲创了“女子教养院”（后增设孤儿院）。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，教养院被一夜解散，八百女子和孤儿大部分重新沦为奴婢，或被公然卖掉。这件事，连同此前“女子北伐队”的悲惨遭遇，都给潘达微留下了毕生难愈的巨创。

但彻底改变了他人生道路的，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、原广东警察厅厅长陈景华的死。

潘达微一生重情，尤其重义。这一突出的性格特征，固然使他“少有令名”、“夙以侠义称重于乡党”，五湖四海皆可“兄弟”，三教九流多有“故人”，但同时也早就了他常常“不堪负累”的命运：只要你够仁义，而不是够名利，他就可以为你舍命，并把你视作世上最宝贵的礼物，小心呵护，终生珍藏。对童年的好友史如坚如此，对黄花岗死难的朋友如此，对许许多多的朋友也是如此。在陈被卑鄙杀害后，潘达微的义愤也达到了顶点：“遍地盗贼，无法抚剿，我思陈景华。乞丐满市，无人救济，我思陈景华……”

及至晚年，潘氏乃对故人怀念不已，且“乐与孤儿乞丐和尚为友。”这显然已不是“为人谦逊慈和”或“仗义疏财”所能解释的了。

4 家•出家•何处家

家，一直是传统伦理的核心，芸芸众生的聚居地。但人类对家的理解，则历来见仁见智，大异其趣。如果围绕着“家”来看待潘达微的人生经历，你会发现，他生来就是一个典型的“出家人”。

“出家”的经历，几乎贯穿了潘达微的一生。对他而言，“家”永远是相对的、充满歧义且变动不居的。在“小家”和“大家”、“国家”和“天家”、“老家”和“新家”之间，他不断突围、出走，彷徨犹豫，而更多的则是“举目无亲”。

何处才是一个人真正的“家”，或曰最后的“家”呢？这也是人类迄今仍在苦苦追问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潘达微的“出家”，便是自然的。为此，他能够舍弃一切有形的“身家”——包括血缘、肉体、财产、地位、成功、名誉。却无法舍弃“心家”——所有精神的缘起和归宿。所以，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“浪子”，一个过客，每种“家”，每种生活，以及所谓的“事业”，都只是一处临时住所，甚至是一条锁链。如果说文化与一切既定规范都是“家”（近年来最时髦的词就是“文化家园”）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他在其活动的一切领域，永远都是一个开风气之先者，一个没有门派、无师自通的奇才。与那些恋“家”且热衷于装修“家居”的人相比，潘达微绝对是一个异数。他的整个生存，再一次把一个如何“出家”并怎样回家的难题，摆在了我们的面前。